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权力中心对人民“索取多，给予少”。 这也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实行父权统治所不可避免的痼疾。 清末，统治者怀抱“傲慢与偏见”，将这种剥削习惯发挥到了极致。

早已充满了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与皇权的结合也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传遍及东亚大地，西学、西教成为打开传统社会紧闭大门的第一武器。 太平军作为时代的代理人，高呼“太平、排蛮、反孔”的口号，正式与清廷展开对抗。

太平天国剧照：国王与士兵

太平天国是清道光末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组织的反清政权。 洪和冯是在当地农村的一所私立学校认识的。 偶然得到一本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小册子后，他们决定全心全意为教会服务，传播信仰。

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当残酷，清政府已经度过了中国最鼎盛的时期。 那些年，百姓经常流离失所，内忧外患，让本已腐朽腐朽的政府更加难以生存。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赔款负担被政府变相压在农民身上，人民的贫困达到了顶峰。 “卖妻吃草”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洪秀全半身像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反抗还是继续忍受”成为很多人愿意讨论的问题。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等人在广西金田村组织了不少人。 这些村武士大多是同乡或同地区的人，因信仰团结在一起，因此彼此非常信任，从而形成了优越的战斗力。

咸丰三年（1853年），他们的武装顺利完成了东进北进的使命，攻克了金陵城。 洪秀全提议在此定都，并将金陵改名为“天京”，寓意此地应为：“人间神都”。

天京，太平天国首都

二、“太平天国”洋务渊源探析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是一些信奉“拜上帝教”的农民创立的政治势力，但他们的思想毕竟没有完全西化。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反抗暴政”。

“信仰的动机是否纯粹”、“信仰到底是革命的动力还是手段”等问题，还需要不同的意见。 我们经常将他们的信仰称为“敬神”，而不是直接称其为“基督教”，原因如下：

首先，洪秀全建都后的国名经历了多次“世俗”的改进。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洪秀全第一次变法时，将“太平天国”的国号改为“上帝天国”。 决议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突然改变主意，想把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这使得洪建立的国家更像是一个注重分享政治权力的世俗政权。

其次，洪秀全在家乡传播“拜神”宗教时，发展了他所继承的佛道“杀妖降魔”教义。 这种异教的想象是正统教会所不允许的。 比如，他在广东滑县传教时，制作了一把自制的“斩妖剑”，并称满清皇帝为佛教体系中的“阎魔”。

第三，洪秀全曾请求浸信会传教士罗小全为他施洗，罗小全因不同意洪秀全病重时所说的“天父梦授权”的一系列言论而拒绝。 洪秀全事后非常失望，开始私下为他人施洗。

身着汉服的传教士罗小泉（中）

三、“太平”、“排蛮”与“反儒”

不可否认，洪秀全等人确实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农民战争。 他们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华南地区，在多个省份都留下了足迹。 这场运动的起因，不可避免地与清政府的消极和腐败有关。 这些士兵的主要目的是驱逐在中原实行暴政的鞑靼人。 难怪孙中山曾直言，他本人非常赞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反满思想。

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指导着洪秀全。 他在起义前写下这样一首诗：“天父天兄太平之时，我保证你们日日有饭吃。耕田先从根开始，杀尽鞑靼阎罗。” 他把赶走“阴罗妖”作为吃饱饭的前提，把“饱”比喻为“除根”的手段。

太平军发动战争前的宣誓

太平军北进的同时，还试图在武汉建立“太平”社会。 他们所倡导的社会理念很快吸引了广大贫困群众。 太平军屠杀了清军和坚持儒家思想的士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随后又毁坏了街头的衙门、寺庙和私塾。 他们根据性别将男女分配到不同的住处，并将武昌丝绸货运站作为“圣库”，将没收和偷窃的财物集中在此，方便分配。

正是因为太平军是由常年吃不饱、穿不饱的贫民组成，才敢于提出如此崇高的革命理想。 他们真诚地愿意建设充满温暖的城市来回报为战争献出鲜血的乡亲们。 因此，“和平”绝对必须放在第一位。

太平军会议

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赶走盘旋在中国土地上的鞑靼民族。 因此，太平军士兵对同胞的极度热爱，造成了他们对外国统治者的极大怨恨。 “全排”成为实现“和平”的首要前提。 太平军惊人的战斗力一定与此有关。 无论从装备与清政府军队的比较，还是从人数和粮草的供应来看，太平军都不占上风。 他们能够在如此简单的条件下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简直就像是得到了神助一样。

那些为清朝服务的人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盟友。 其中有不少汉族文人，或者是一些在不知不觉中皈依儒教的满族官员，彼此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攻防联盟。 太平军北上探索内地的过程中，一次次遭遇“民间抵抗力量”的阻挠。 由于清政府要“剿匪”，所以允许地方官员拆除私人房屋，以驱逐所有叛乱分子。

清政府出动湘军镇压“匪患”

百姓因太平军而受到政府的压迫。 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反抗政府，而是指责太平军及其集团。 这让洪秀全等人对一些人的顽固行为感到不解和反感。 还有一些地主、士大夫咒骂太平军：“辱圣毁贤，是死罪”。

因此，太平军领导人认识到，要想“补排”，首先要“反儒”。 因此，无论太平军到达何处，战斗结束后，都不可避免地烧毁地方旧藏书，只留下与儒家无关的传记或地方志。 这种做法自然对传统图书造成很大损害，不值得推广。

温世军说道：

我们常常感叹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不东方不西方”的政治文化运动。 经过我们仔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运动的本质仍然是传统的“乱世循环”中的一个片段，并不是想象中的民间现代化探索的第一步。 而且，将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这群人视为“基督徒”或“西化派”也是不现实的。 最好称他们为“语言主义者”。 太平军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带领人民获得令人垂涎的“生存权”。 至于“反满”和“反儒”，只是人们在困境中发泄不满的两个目标。 愿意对一个历史事件做出固定的判断，是我们每个人都常有的一种思维习惯。 太平天国运动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核心需要考虑，而且无论定位于哪一边，都显得“有偏见”。

参考：

焕力：《太平天国反孔反儒》，《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王小贤：“略论儒学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影响”，《学术论坛》1996年第4期